SPECTATOR

*Tak til Eva Novrup Redvall og Mette Hjort for at give mig love til at oversætte den til kinesisk. --Xubin Zhu

Mette Hjort带着丹麦电影进行环球旅行，她到处和国外的电影研究学者以及学生一起体验丹麦电影的巨大成功。她本人认为，在丹麦电影身上确实发生了奇特的事情。Film杂志利用她工作休息时间在哥本哈根采访了她。 作者：Eva Novrup Redvall，原文出处：Rejsende i dansk film (丹麦电影学会杂志FILM51期文章,2006年6月)

这是一个极富感染力的任务，和一种积极投入的生活方式，只需要利用无数的词句和想法，而且不会犯错。对于Mette来说是兴趣和好奇心强烈驱使着她去工作，这些年来她已经出版了一系列关于丹麦电影的英文书籍和文章。《丹麦电影导演》（The Danish Directors，和Ib Bondebjerg一起主编的）通过通俗易懂的访谈录形式介绍了丹麦四代导演；侧重于理论探讨的《电影和国家》（Cinema & Nation，和Scott MacKenzie一起主编）则在日趋全球化的电影文化中讨论能够坚持自己特色的小国家们；而《纯净和挑衅》（Purity and Provocation，还是和Scott MacKenzie一起主编）则把道格玛95梳筋理脉得分析透彻。之后她撰写的著作《小国家，大电影》（Small Nation, Global Cinema）则考究了近些年来丹麦电影变化的原因，书中强调了丹麦电影环境随着进一步的成功，已经从一种“交换文化”（Byttekultur）变为一种“礼物文化”(Gavekultur) 。

道格玛平台

丹麦电影利用这几年的“影响战略”已经在国内和国际上为自己构建了一个坚固的平台，在《小国家，大电影》书中，Mette对此进行了描绘。结合了丹麦电影进步的原因分析，Mette强调了一个认识充分的文化政治和电影政治，以及诸如丹麦电影学校之类丹麦电影公共机构的结构，还有那些具有前瞻性的优秀的艺术界领导，他们并不介意让别人参与他们的工作。道格玛95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其中之一不乏就是邀请别人加入他们的游戏。 “除了道格玛，丹麦电影在其他方面并没有取得类似的成功。我对道格玛概念非常感兴趣，因为当道格玛宣言写好时，最初的想法就是让其他的电影人也可以使用它，不过像它做的那样，宣言成为一种文化性的中立模式，不仅其他丹麦电影人可以使用它，其他国家和艺术形式都可以使用它。道格玛95潜在的含义包含了一种非常现代化的理解是：媒体传播的程序如何在全球化时代里发挥作用，哪一种形式能够方便得翻译成另外一种相关的或者不同的媒体。这种清晰的公共关系角度和能力能够超越界限，就像是Lars von Trier和他之前曾经表述的整个“手术”，能够让一个小国家的电影文化创造出一个崭新的国际讲台，那是一种难以想象的远见性。

一种多产的礼物文化

按照Mette的说法，Lars von Trier对于丹麦电影的重要性远远超越了他自己的电影，而是通过他的影响力邀请其他人加入到这个具有创造性地合作活动之中。“在人类学研究范畴里人们带着“交换文化” （Byttekultur）计划行动正转向所谓的“礼物文化” (Gavekultur)，我觉得最近几年的丹麦电影正积极主动地朝“礼物文化”方面发展。人们非常明白1+1往往大于3 ，他们永远处于一种竞赛状态，并且总是要做出些事情来。” 在丹麦电影环境里的人们，不管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都明白在一种礼物文化中存在的动力，并且参与创造这么一种环境。而这种环境在我第一次调查丹麦电影时并没有出现。在我为了编写Instruktørens blik采访他们时，所有人总是在谈论和别人的竞争。人们并不需要彼此太多。我的感觉是现在确实发生了一些变化。人们只要看在Avedøre 的电影城就知道，那里已经创造了一种全新的社会氛围用来制作电影，很多人来到这里，彼此开放，互相交流学习。在这种发展中Lars von Trier成了一个中心，因为从道格玛开始他已经提倡合作并且通过一系列项目正在执行它，据我所看这就是一种“礼物文化”。 荣誉分享 Lars von Trier曾经做过的事情之一，就是有意识得将自己的荣誉与他人分享。像Mette Hjort强调的例子就是《五道障碍》，这也是她作为礼物文化的典型例子之一。 “我非常感兴趣的是，当那些曾经具有开拓性的艺术家们经历了这些人们叫做“沽名钓誉”的事情之后到底会发生什么。当他们突然之间不能继续创作那些有趣或者杰出的电影时。我们真正交谈的这并没有所指性。我们只是感觉到，这位导演不能继续拍摄有趣的电影了。我们没有想到，他正在通过经历不同的形式企图来重新唤起他濒临危机的创造力。” 在《五道障碍》的最后Lars von Trier说他是一个Jørgen Leth专家，而且这些障碍就是一个“帮助Jørgen Leth项目”。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练习，人们如何——带着道格玛——能够利用创造性的限制循着一种更富有创造性的线索走回去。在彼此的帮助之下。 与此同时《五道障碍》还是一个再好不过的例子，那就是一个导演如何和别人分享自己的荣誉。人们可以看出，电影中的一个人稍许享有了另外一个的，而这就是Lars von Trier 的神奇所在。《五道障碍》有了一个难以想象的效果，现在Jørgen Leth 重新回来了，而很显然之前他不属于这个环境很长一段时间。

Advance Party

Hjort认为Trier最新的概念点子The Advance Party，就是礼物文化比较具有典型意义的例子。这个实验性的团体项目是Zentropa和苏格兰公司Sigma一起合作的，他们需要让三位年轻导演完成他们的三部处女作英语对白电影：Andrea Arnold, Morag McKinnon 和Mikkel Nørgård 。所有电影必须要在苏格兰拍摄并且需要采用Lone Scherfig 和Anders Thomas Jensen提出的一些要求。Andrea Arnold的电影Red Road是其中第一部完成的，并且还参加了戛纳电影节的主要竞赛单元。这对于作为大概念的一部分没有什么损害，并且初出道者还可以借用已经成名的丹麦同事的一部分荣誉。 “我刚写了关于Advance Party的文章，这对我来说就是关于丹麦电影礼物文化一个最为典型的例子。我曾经和来自Zentropa的制片人Marie Gade交谈过，她非常肯定，在Zentrapo 和Sigma之间的合作一部分前提是，人们承认这是一个神奇的外国的环境，并且愿意帮助它开始。人们可以看到一种相同的精神并且决定一起做出一些事情来。” 项目基于一个工作网络，并且充分得结合了其他电影，那些相同的演员和基本规则。伴随道格玛人们会审视公共关系角度，并且将之链接到那些熟为人知的名字。 人们可以看到，在电影世界里对于成功总是抱着不同的期望，这也很难去区分礼物文化和交换文化的不同。不会赚钱，也就不会去拍摄电影，但是我的看法是，像Advance Party这样的项目在很大程度上受一种对电影热爱的驱使，并且将之带给电影人和电影试验。它也包含了试验品需要达到多个水平，不仅仅是电影方面的，也有社会层面的。

激情的推动力

对Mette来说，社会因素在她的日常工作中总是占有重要地位。工作必须是充满兴趣的，她很乐意与其他有趣的人分享，这些人能够带着不同的角度挑战并且改善她的想法。当她1997年工作在丹麦的大学环境里时，她为不能寻找到自己的激情所在而感到震惊。在2001年到香港继续她的职业生涯之前，她找到了电影世界这个重要的精神源泉作为动力。 ”我在不同的丹麦大学环境中生活过，我不停得扪心自问，激情在哪里？人们上班迟到，享受长长的午餐休息时间，提早下班，他们就这样度日。这驱使我转而关注电影界的人。当我作为研究者收集材料、跟电影圈做访谈，我碰到的人，照我的意思是真正的电影人和电影史学家都被一种燃烧的激情驱使着去做他们在做的事情。” “这是我的感觉：对于那种特定类型的人群来说，国际性知名度已经让电影环境变得更具有吸引力，他们更宁愿用激情来主导自己的工作，而不是那种安全网。丹麦电影现在是属于脱离了传统国家管理的工作程序的区域之一。它带上了激情的印记，成为了一种礼物文化，就像是我提到的。电影环境有很多其他奖赏的形式远超过金钱和安全感。” “这成为一个地方，人们相信他们拥有令人激动的职业生涯。在我刚来到丹麦时，这还没有成为事实，但是通过最近几年确实在这方面发生了许多改变。”

脱离斯堪的纳维亚的隔离区

在我们交谈之前，Mette Hjort刚在哥本哈根大学作了一个关于Lars von Trier的“曼德勒”的演讲，另外她正准备通过一套关于北欧电影的丛书将焦点对准丹麦电影的现状。丛书是她和Peter Schepelern为华盛顿大学出版社一起编辑的。 “关于丛书的想法是把北欧电影做成像英国电影学会系列一样，既包括经典的老电影，也包括新时期电影。在策划这套丛书的时候，我经常陷入沉思，举例说在BFI系列中是让Salman Rushdie来撰写电影The Wizard of Oz 。人们不知道该如何从不同的角度做出一个正确的作家选择，而那些了不起的书籍就要从他们手中诞生，而这些就是我想要在这套系列中做的。 这第一本书出自James Schamus之手，写的是关于德莱耶的Gertrud 。在Schamus作为一个制片人和剧作家出名之前，他写的博士论文是关于德莱耶的。我非常相信，这会成为一本神奇的书。我的计划是这套系列每年出版两本，下几本是本特•翰默（Bent Hamer）的《厨房故事》（Salmer fra køkkenet），伯格曼的《沉默》（Stilheden）和达古•卡瑞（Dagur Kári）的 《飞越雪乡情》（Nói Albínoí）。然后大概会是Aki Kaurismäki的一部电影，之后该是重新回到丹麦电影的时候，没准是Festen。看起来关于系列电影的书引起了很大的兴趣。” Mette Hjort刚完成一本关锦鹏的香港经典电影作品《阮玲玉》的书，现在正在进行一本新的，她叫做“过于自信的危险想法”在当代的纪录片。在香港大学工作三年后，她现在香港的岭南大学做教授，在那里她正在建立一个关于视觉研究的新部门。尽管存在着很多不确定的因素，不过在和Mette Hjort交谈几个小时之后 ，人们会毫不怀疑她一定能够抓住并且实现所有的事情，——并且还会有许多新点子不断涌现。

这一刻，我突然想落泪。这种感觉很久没有了 ……

余地的诗歌：《一个突然死去的人是残忍的》

一个突然死去的人是残忍的，就像一场迅速到来的暴雨
淋湿了我的身体。来自另一个女人的痛哭
开始使一切变得更加可笑，也使我
怎么也笑不出来。因为我拥有的一切
已经被一个死者毫不犹豫地抛弃
什么也没有留下。一具令人难以容忍的尸体
此刻，它躺在冰冷的地上
犹如一个幼稚的童话，省略了过去和现在
剩下的只有未来。一切躲在一张面具后面
除了一根细线，我看见的只有空气
它从我的脸上傲慢地跨过去
然后把一个死者的瞳孔不断地放大
终于对准了我，就像一把子弹上膛的手枪
然而我的眼睛里面一无所有：一个硝烟散尽的战场
剩下的只有一些残败的野草，以及
沾满了鲜血的泥土
一张白布就轻易地覆盖了一切
而一具尸体被紧紧地包裹在里面
犹如一枚坚硬的果核，在黑暗中
梗住了我的喉咙
令人窒息的是他的双手，仿佛已经抓住
那些最重要的东西。却只是为了
不让任何人看见，以便可以和他的肉体一起腐烂
除了假装一种毫不相干的镇静，我知道
所有的问题都不会得到答案
在他彻底地进入黑暗之前，我的一切已经轰然倒塌

2001.3.30

余地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yudi

施袁喜博客文章内容：

余地简介
余 地，本名余新进（1977~2007），湖北宜都人，居云南。有诗歌、小说等发表于《人民文学》《诗刊》《星星》《山花》《青 年文学》等报刊及各类网站，并有作品入选《2003中国最佳诗歌》《2005中国年度诗歌》等选本。主要作品有长篇诗性随笔《内心：幽暗的花园》等。
如有朋友对其作品感兴趣，可直接去http://blog.sina.com.cn/yudi阅读部分作品，也可留言此处，留下信箱。目前，余地生前好友们正在整理其作品，初步选编出《谋杀》（中短篇小说）、《毒血》（长篇小说）、《内心：幽暗的花园》（长篇诗性随笔）、《浪漫的老虎》（诗集）等。如有朋友愿意出版，最好。

联系信箱：xiangwuzh@163.com（张翔武）　jixu@vip.sina.com（张京徽）　shiyuanxi@hotmail.com(施袁喜）

(有着明显职业指向的旧广告) （没有职业指向的新广告） 丹麦最大的男子内裤生产商JBS开始叫喊着需要“言论自由”了，不过商业的言论犹如卖笑女，谁也不能得罪，更何况媒体，更何况公众。刚刚花了巨资制作的最新广告由于职业指向性太强，导致了修女、护士等一干在广告上被色化的职业工会的强烈反对。JSB坚持了没有多长时间，最终还是撤下了这几幅广告，取而代之的是色味更浓，只是不再有强烈职业指向性的广告。 有趣的是，我想起了丹麦前年轰动世界的穆罕穆德漫画事件。尽管承受了全世界穆斯林的强烈压力，但是丹麦首相拒绝就漫画事件公开道歉，因为“丹麦宪法明确规定，政府不能干涉新闻媒体的言论自由。”漫画事件让丹麦企业在中东市场遭受了惨重损失，不过最终还是挺过来了。 一个是媒体的言论自由亵渎了宗教感情，一个是商家的言论自由伤害了职业女性，前者决不低头，后者委曲求全。可见言论自由也是相对的。在政治和金钱市场的权衡中，言论自由除了是一种武器，也是一处药方。

木月的存在和不存在-

看到218页，比上次看得多了将近70页，于是决定要动笔写几句，不是关于渡边的，不是关于直子 的，不是关于绿子的。这个决定是因为绿子的父亲已经死去，一个死去的人的启示，而更多的是从前面开始看就一直挥之不去的木月在握脑子里的存在。木月存在哪 里？他年纪轻轻就已经死去，死得莫名其妙，他的父亲只能用家族的遗传来自我安慰。可是除了家人的痛苦之外，他的离去直接影响了另外两个人的生活，渡边和直 子。作者没有描写木月，是指没有直接的，可是我在看着渡边的生活中却每处念及木月，他似乎就站在渡边的身边，或者不时是隐藏在渡边的身体里。木月的优秀和 聪明似乎是天赋，可是在他的生活中，他更需要渡边的平凡和普通。正如直子说的，渡边是他们两个人与这个外部世界唯一的联系，这条纽带牵着一个独特的少年世 界和外部的生息交流。不幸的是，绳索的一端断了，于是绳索成了挂在疾驶车上的拖在地上的铁链，漫无目的，随波逐流。人生的孤独和寂寞由此产生。铁链碰撞在 地上产生的火花除了磨损自己之外，称不上夺目，更别提耀眼，而这就是渡边的人生。或许应该是很多人的人生。

存在的个人意义有时候不需 要自身的肉体和精神作为凭证，一个人死去了，他可以影响，他可以交代，他可以指挥，甚至他需要延续留恋自己的存在。作品即是如此的一个事实。很多人为此改 变人生，改变思想。木月在小说中的存在启示并没有显现出如此巨大的作用，而直子为此而改变的人生却是直接的。正如她自己所说的，似乎和木月的一切事情切都 是正常的，自然的，而自然的，而突然间失去了，改变了。她很正常，正常得意识到了自己的不正常。可是外部世界并不如她说般的正常。渡边依旧生存着，这种生 存一是为了验证他作为和这个世界存在的联系必须的证据之一，更多的是他为之验证的是如何更好的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尽管你不喜欢，可是你要活着。有时候人生 真的如此简单。

渡边的生日到了-

渡边的生日 到了，直子和玲子一起给他织了件毛衣，想来这该是好事。又是一个生日，20岁了，记忆中的这个年龄的我们似乎拼命得让自己长大，在呼唤黄金年代的呐喊声 和一片怂恿中生活。可是，我在这里看见了一片惨不忍睹的真实：1969年这一年，总是令我想起进退两难的´´泥沼--每迈一步都几乎把整只鞋陷掉的那般滞 重而深沉的泥沼。而我就在这片泥沼中气喘吁吁地挪动脚步，前方一无所见，后面渺无来者。只有昏暗的泥沼无边无际地延展开去。甚至时光都随着我的步调而流淌 得十分吃力。见过的对于年华嗟叹总是在华发初生的时候，对于年华逝去的无奈和感伤只有花落去的悲哀。少年徒生的对于时间的担惊受怕在这里一览无余。这个世 界可是如此的陌生和不可思议。我们能干什么，我们的思想随之成长和适应，可是，世界会随之成长和适应吗？一步一个沉重，渡边成长的如此艰难， 没有了木月聊以慰藉的世俗，没有永泽对比而出的清纯，没有直子相濡以沫的坦诚，没有绿子自然真实的拥抱，他该以何作为成长的对比力量或者推动力量。

小 说中的成长是一种离开了虚无缥缈的社会和假惺作态的成人世界的真实，或许这是这种真实的存在才让很多人感到这就是即将要面对的，或者已经面对的回忆的感 动。而这种真实是一个37岁男人的回忆，关于成长的回忆。想起上周偶尔看见的一个句子，据说是高尔基说的，写小说越迟越好，学跳舞越早越好。姑且不去谈论 这种说法的正确性，过往的单凭经验资历来说道的时代毕竟过去，每个时代有自己独特的特征，这不是一种单凭沟通就能解决的。可是，有时候你又不得不相信时代 总需要一种代言人形像，及时那并不是完整的，并不是全部，可是它还是有存在的价值，比如韩寒，比如所谓的少年作家。

看到渡边的生日，是第十章，看到了一个中年男子对于成长的惶恐的回忆，原来成长真的没有多少可喜之处。或许这是成长的真相的一部分！

我完成了一趟危险的旅程

看 完已经好几天了，不曾下笔，一部作品需要沉淀，需要消化，也需要排泄。林少华用鲁迅先生般的行文特点翻译村上春树的作品，也许会增添几分冷峻和平静的氛围 吧。一部现实主义作品，唯一的一部，村上春树一直这样强调这部小说的性质。他想说的是，也许恋爱小说不足以能够涵盖小说的全部内容，尽管确实是渡边对于直 子和绿子两个不同女子的爱。看了他的<舞！舞！舞>之后看<挪威的森林>，在习惯了他天马行空的编造故事的构思重新回到现实，你 会产生这么一种迷茫：就像是坐飞机，从云端的瑰丽重新下降到了云层下的迷漫，飞机开始在浓雾中颤抖，窗外一片迷茫，你心怀忐忑，又不敢大声喧哗，除了一丝 恐惧还有对刚才瑰丽的怀念，而更多的是对前途曙光的期盼。

看这部小说，我像是坐了一趟危险的旅程，还好最后的结尾渡边还有生活的勇 气，还有向绿子倾诉的渴望，尽管他已经不知道身在何处。我在哪里？村上春树让渡边的迷茫直接渗透到了我的身体，这种渗透不是冰冷的侵入，不是流质的感受， 是空气，是真菌，没有感觉。只是我知道这种渗透会在身体的某个部位凝聚，凝聚成一块，也许会在某个时候，像从冰箱里拿出解冻的鱼一样，那种带有腥味的血水 缓缓得蔓延到你血管的每个深处。这种感觉之前曾经体会过几次，一次是阅读西班牙作家乌纳穆诺的<雾>，小说中我在等待着一条狗走过，不管是什 么狗，只要它从我眼前走过，‘我’ 就准备一直这样跟着它走下去；还有一次就是阅读加谬的<局外人>，‘我’ 在母亲葬礼上和杀人时的动作同样让这种冰冷产生过。而这次，村上这样写：‘我判断不出我位于何处，也不具有自己是在朝正确方向前进的信心。我之所以一步步 挪动步履，只是因为我必须挪动，而无论去哪里。’ 没有方向，无论哪里，人生很多时候取巧的是你在正确的时候走了正确的道路。可是，有谁知道，也许那条狗指引的方向会引向更为精彩的人生。无从知晓意味着无 从把握的颓废和无所作为的沮丧。

对于一个“民主”国家和政府而言，单个生命犹如蝼蚁，在权力角逐和政治游戏之间可以任意践踏？这或许本不是一个所谓西方民主社会的做法。但是当荷兰政府决定放弃对荷兰女作家Hirsi Ali的保护的时候，很多人还是保持了理性的支持，尽管不可避免地这种做法也得到了文化界严厉的批评。2004年阿姆斯特丹街头的一幕至今还是让很多人无法忘怀，荷兰电影导演Theo Van Gogh在光天化日之下被穆斯林青年杀害。他的合作伙伴和朋友、至今仍受死亡威胁的Hirsi Ali即使能够安全的度过三年，又该如何去面临以后的人生？荷兰政府发表声明，在支付三年之后，将不会继续为她支付在美国避难的每年高达200万美元的安全费用。

迷茫了很长一段时间，就像是苍蝇被四处散发的臭气诱惑，就像飞蛾被无所不在的光线诱惑，我在寻找废话。废话来自人的内心需求，它的产生绝对可以和人新陈代谢造成的排泄相提并论，所以废话才有又臭又长的裹脚布的比喻。只是我需要寻找废话，就像一个便秘的人对开塞露的渴望。强烈，伴随着胀腹的难受。

博客一个个出于自然或者不自然的理由选择放弃，于是过去成了一次次重复的奢望。看着文字，放弃或者保存又成了一个无法排解的心结，而最终我还是选择了Spectator作为最终博客的名字，相对于我来说，这个名字或许较为符合本性，局外人的本性。若即若离，忽近忽远，不管如何，我永远总是处在某一个界限之外，看着，看着，却走不进去。

老博文章列表：

2005年开始在自己的第一个博客上动笔写了一部分《绿牙齿》，本想作为以后扩充为长篇小说的雏形，想不到今天在网络上搜寻了一下，竟然找到一本同名的已经出版的小说，奇怪的是故事内容也几乎完全相同！！这位名叫赵括的作者已经捷足先登了！！我的故事内容可以点击下载PDF文件察看。

我还没有看到小说，目前因为身在丹麦也无法在近期看到小说，但是希望有看到小说的朋友请对照下我博客的原文内容。如果确实在内容上极为接近，本人将保留起诉群众出版社和此书作者赵括侵权的权利！

下图是小说的封面，说不定在书店中也可以购到！

狗有两样事情最擅长，其中之一就是吠，看吠这个字就知道汉字的构造多么形象生动，咩的柔顺，唬的声威，而吠似乎不能想象出其他的内涵，除了口边的那条狗， 除了狗的那张口。狗吠往往代表有事情发生，或者说有人来了，而来人往往是不速之客。狗的主人在闻到吠叫后戒心顿时提高不少，瞻前顾后，左顾右盼，身边一有 什么顺手的家伙抄起来再说，那时有扫把的，拖把的，甚至拖鞋的都可以闻吠后用以壮胆。问题是，动辄就吠是旧时代的乡下狗用来维持生计的技能，狗作为宠物已 经进入了畜牲的上流社会，早就应该与时俱进，可毕竟是狗就改不了吃屎的习惯，狗嘴到底也吐不出象牙，唱不出流行歌曲。尽管主人时时教诲，甚至出言威吓，狗 还是认为是自己的吠叫吓退了门外的人，洋洋自得，却不料却是门外的人以为主人不在，自生退意。如果不巧主人看门迎接进客人，狗眼此时自然看人高，使出第二 招摇尾乞怜的本领。...

车子穿过边境的时候，妻子提醒了一下。不知不觉我们已经驱车一百多公里，进入了德国境内，我甚至还来不及细看丹德边境的情况。早就听说申根国家之间 来往穿梭的便利，但是这个瞬间还是比我想象的更为简单——甚至，连个岗哨都没有。边境的概念在很多中国人（特别是我等还没有开过眼界的）心里还是铁丝电 网，荷枪实弹，戒备森严。想当初在国内从宝安进入深圳市内还需要三申五请的，更何况两国之间的边境。只是已经来不及了，德国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瞬间被抛 在脑后的近似丹麦语欢迎的Velkommen。

我们的目的地是德国北部的波罗的海小镇Gelting。今年1月份预订的度假屋就在海边， 从度假网站的介绍来看，自驾游可以让我们有机会去周边其他城市看看，比如汉堡，比如基尔。新买的GPS一路上为我们减少了很多麻烦，特别是从高速下来在不 同的小镇间摸索的时候。我甚至无...

1952年的一天,摄影师Richard Avedon在家中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里的声音说：
“是Richard Avedon吗？”
“是我。”他回答说。
“我是查理·卓别林。”那个人说。
Richard Avedon回答说，“哦，那我就不是Richard Avedon,我是罗斯福总统。”说完后，他就把电话挂了。
五分钟之后电话重新响了起来，Richard Avedon拿起了电话：
“我真的是查理·卓别林！”

两 个人约定了一个时间见面。查理·卓别林选择来到Richard位于曼哈顿的摄影棚。当摄影师在完成了他的准备工作之后，卓别林提出，他希望能在镜头前留下 一些特殊的画面。他弯下腰，把食指竖在自己的前额上，像两只角一样，带着愤怒的表情站了起来。不过他立刻恢复常态说，“不行，我重新来一次。”他又做了一 次，不过这次是带着狂笑的表情。
“这是一份礼物。这就是那些瞬间之一：完美的灯光、自然的流露。对于一个摄影师来说，这就是一份上天赐予的礼物。”Richard回忆说。
第二天，美国的报纸纷纷报道查理·卓别林迫于麦卡锡议员的“共产党法案”的压力离开了美国。“他离开了我的摄影棚跳上了一艘开往他乡的船。这成了他留给美国的最后一句话。”

——“看我是怎样的魔鬼！！”

出处：Information
作者：Henning Mankell
作者简介：瑞典著名侦破小说家，Ingmar Bergman女儿Eva Bergman的丈夫。

现在英格玛•伯格曼过世了。对于像我一样生活在他身边的人来说，这并不算意外。他刚满89岁，算是寿终正寝了。他安息的时候，那颗年迈的心脏终于在法罗岛多雨夏季的这个早晨停止了跳动。以往海滩上那些即使在他扮演马勒时仍然能够保持安静的兔子们，在这个时候却对这个老精灵将要去往何处产生一种强烈的好奇。他走了，沙漏终结了自己的工作。

英格玛•伯格曼的生命历程是具有创造性的。如果说他有上帝的话，那么这种力量就是。创造力让他原本就不稳定的生活充满了更多的不安。几年前他就已经感觉到这种力量逐渐走向枯竭。那时我就看出，他正在离我们远去。

创造力没有回来。他尝试着和往常以往坐在写字台旁边，面对着那些黄色的充满划线的稿纸，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生——而以前总是会写下些什么。

他 的视觉越来越不好，到最后他不能看电影或者电视，也不能阅读。唯一还能够享有的只有音乐。充满Ingmar Bergman一生的职业是导演，戏剧家，电影的创新者，我没有想到在他的晚年排在第一位的却是音乐。他从来没有梦想成为一个音乐人。但是他曾经开玩笑说 他可以在另外一种生活中成为一个乐队指挥。

音乐诞生了。在他经常谈论的话题中，乐谱取代了剧本。他采用音乐术语来形容电影和戏剧作品中关于他自己和那些演员的表演，比如他称那些作品为奏鸣曲，并且总是试图在他的电影和其他表演中找出一种音乐特殊的表达方式。

Ingmar Bergman目前在国内出版发行的书不多，据我所知只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电影馆”系列中的一本根据Bergman1990年出版的Bilder翻译的《伯格曼论电影》。 这本书的中文版权归台北远流出版社所有，2003年在大陆出版。我刚好前段时间在旧书摊找到一本1990年由丹麦Cinematograph AB出版的，丹麦文版本。前段时间花了一点时间看完了中文版本，现在正在看丹麦语版本。由于丹麦语和瑞典语在语法和用语上甚为接近，所以基本可以看出 Bergman用文的痕迹。说实在话，在我目前阅读的外文原本和中文译本的对比中，这本书的翻译该是最为完美的，尽管很多句子段落基本上是意译，但是绝对 堪称达到翻译中“雅”的境界。而在用词...

他比想象中的和善，或许是因为一直受他工作过程中习惯了教导儿童演员的“鹦鹉学舌”的方法，他说话的时候兼有循循善诱的温和和不容置疑的强硬。

天堂电影院的简陋并没有影响Nils Malmros影迷的热情，其中也包括我。和我不同的是，这些人是看着他的电影长大的。从他1966年开始拍摄第一部电影奇怪的爱情到现在40年了，他拍摄的9部电影对于今天在座的那些影迷来说意义重大，其中尤其是智慧树。在座的人都曾经看过很多遍，对其中的人物角色非常熟悉，甚至连场景对话也滚瓜烂熟了。只是很多人并不清楚Malmros拍摄电影的原因和过程。前段时间我一直在看关于Malmros的书，对他的拍片生涯大致有了一个了解。尽管我是个生客，可能相对来说我比在座有些人更熟悉他。

智慧树源自Malmros高中生活的亲身经历，电影中的Niels Ole就是导演他本人，而女主角Elin以及其他好几位角色就是他的高中同学，他还当场展示了他高中时的合照中的人物和电影中合照，相对应的人物确实在外貌和神态上非常接近。电影曾经参加了1982年的戛纳电影节，这是他第二次参加。第一次是1974的Lars Ole, 5C。在和他的谈话中，我特别问到了他参加戛纳电影节的感受。相对于其他国际著名的丹麦导演，比如Lars von Trier，Bille August，Henning Carlsen来说，我一直觉得他是属于内敛型的，他的电影题材基本上带有半自传的性质，除了1997年的Barbara是个例外。他很少热衷于参加国际性的电影节，尽管他的几乎每部电影总能拿到丹麦国内的最高电影奖，包括最佳电影和最佳导演。他40年的电影生涯几乎没有离开过奥胡斯这个城市。不过我错了，他说戛纳给他的体验是惊人和神奇的，他希望能够再有机会参加，并且能够参加竞赛单元。或许离他上一部影片了解真相5年之后的Kærestesorger爱之伤痕（拍摄中，2008年10月18日在丹麦上映）会有这个机会，不过他说现在他还没有这个计划，他不是为了电影节而拍电影的。

爱之伤痕讲述的同样是1960年代发生在高中学生时代的爱情故事，故事延续整个高中时期三年时间，Malmros也花三年时间来拍这个电影。他的镜头需要真实反映出男女主角的成长过程，心里的和生理的都是。电影投资27,000,000丹麦克朗（合人民币约37,000,000），是目前丹麦国内大制作之一（不包括Lars全世界融资的模式）。他肯定地说这会是一部高票房的电影。在配合Berlingske Tidende的摄影师的同时，他问我，你还知道哪个导演会用三年时间拍这样的一部电影? 向我提问的时候他一脸的光彩焕发，尽管当时灯光不亮。这种神态难得一见！据我所知确实没有导演能够花三年时间追随演员真实的成长过程拍摄一部电影（或许我孤陋寡闻了）。

在谈到2002年拍摄的了解真相的时候，他顿时严肃了许多：这部电影对我来说意义重大，因为它是讲述发生在我父亲身上的事情。这个黑白电影也算是一部他为父亲平反的电影。作为当时奥胡斯神经外科部门的主管，Malmros的父亲承担了医疗事故的责任，尽管错不在他。在Malmros拍摄电影的同时他花了28年时间拿到了和他父亲一样的神经外科执业执照。在拍这部电影之前，他特意离开了电影，来到了他父亲曾经工作过的奥胡斯公社（公社是丹麦的行政区域名称，和中国的省相似）医院神经外科部门工作了2年时间。在他父亲在世的时候，Malmros一直不敢告诉父亲他要拍这部电影，他怕遭受父亲拒绝后没有机会付诸实施。或许是因为过于私人的原因，这部电影的票房并不是非常好，但是赢得了当年评论界的一致好评。Malmros告诉我在普通观众和职业影评人中他更看重那些电影评论家的意见。

Malmros曾经来过中国两次，一次是走北京，兰州，西安的文化之旅，还有一次就是上海之行。他对上海之行印象深刻，感慨于上海的发展速度。当我问及如果中国观众有机会看到他的电影，他最希望是哪一部的时候。不出我的所料，他提到了两部：智慧树和了解真相。他笑着说如果中国有2%的人看他的电影，那就是一个了不起的奇迹。我笑着说，那也是任何一个中国导演的梦想。我和Malmros其实还是邻居，两家相距不到一公里，我和妻子散步的时候经常经过他家门口。当我妻子在旁边说起散步时候我总是选择走这条路的时候，他笑着邀请我们有机会就进去他家坐坐……

午夜电影节昨天开始了，185部电影10天，不过奥胡斯放映的倒不多，基本上都在哥本哈根放映，包括来自中国的几部。刘德华没有来，也就没有去哥本哈根看电影的愿望了。奥胡斯也一样，有时间就泡电影院呗。老婆在北京泡酒吧，我在奥胡斯泡电影院，这倒也好。今天差不多在

（我，Uffe Sloth Andersen和Ole Bjørn Christensen）

上周在博客上刚对奥胡斯唯一的艺术院线天堂之东做了简单的介绍，却在周二去看电影的时候拿到一张题为“Køb aktier i Paradis! 在天堂购买股票！ ”宣传单。这个有着28年历史的奥胡斯电影院开始面临一种困境，这种困境也许是很多同类电影院需要面对的。28年了，影院设备老化，设施陈旧，在面临观众数量的日益衰微，票房收入的不尽人意，同行竞争的残酷激烈，影院需要重新考虑定位自己的方向，而更重要的是首先要对影院进行一次重新装修，要知道，连座椅上的红布都已经破...

遇见余华已经是2006年的事情了，那时他来奥胡斯大学开讲座，朋友把这个信息发给我。我立刻匆忙和妻子赶往奥胡斯大学。余华是我认为中国现代小说最杰出的作家之一，他的《活着》 是中国当代文学中最杰出的小说之一。现在能够有机会和他近距离接触，那实在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情。不过出于一些原因，直到现在才决定为这件事情写点东西。

奥胡斯大学东亚系或许没有意识到会有这么多人前来听余华的讲座，当然其中很多都是像我一样生活或者学习在奥胡斯的中国人，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华人，从之前拥挤狭小的一个小教师骤然换到一个大会议室，会议室布置就像余华自己说的，像是一个教堂。一个高高的形如教堂里牧师传道用的讲坛就在他的旁...

虎皮最近思乡情结浓了，不仅转原来夜航船上的文字，连阿城先生的《思乡与蛋白酶》也转了过来，文中提到的关于浙江的咸货倒还真诱起我不少回忆中的蛋白酶活动。阿城先生写的关于咸货的来源，归根于古时多战乱，应该比较符合浙江的实际情况。咸货多指用盐腌制的海鲜或者蔬菜，浙江靠近海边，海盐资源丰富，自不像古时中原内地缺盐，何况又多海鲜，所以沿袭至今的腌制海货传统一直延续。浙江尽管海洋资源比较丰富，不过在历来重农轻商的传统中，相对而言人多地薄的浙江人（或者说缘于古时战乱迁徙汇集一起的）似乎在古时就较注重...

几天来的疲惫似乎在一个晚上沉淀成功，我坠入睡梦的世界快速地连窗外的风声和儿子看电视的声音都没有一丝残留的划痕。以往的时候，我闭上眼睛感觉到自己的轻鼾，还有就是周围其它的声音总是在我的耳边甚至大脑里流连忘返。睡梦似乎变得沉重，沉重得连我自己一丝也没有感觉到我是在睡觉。

直到一声“哥”在我的脑中泛现，我清楚地明白这是在梦中，那是非常熟悉的叫声，是阿夏的。

阿夏的父亲早亡，母亲患有轻微的痴呆症，一个比他年长7岁的哥哥卷走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杳无音讯。阿夏遇到永丰是在街头打架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永丰冲上去帮助他解围，永丰后来说那就是一种眼缘，从那之后阿夏喊永丰叫哥。每年的节次大家聚会的时候，他都会在其中，除了他在监狱的那几年。这种聚会是我们几个伙伴多年的习惯了，即使永丰吸毒的那几年，我们也没有例外。

阿夏有一...

紧急如厕，读到克尔凯格尔1846年写的一篇日记：

如今，每一个人都写得一手随便什么内容而又文字流畅的文章，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或者愿意承担紧张的工作，即追踪某个一以贯之的思想进入它那最为繁复的逻辑细节里面去。相反，写那些日常琐事如今倒是颇受欢迎的，而不论是谁写了一部巨著总不免招徕一番奚落。从前人们阅读那些煌煌巨著，即使读些小册子或者杂志，也未必愿意同意其中的观点。而今人人觉得有责任必须阅读那些印成杂志或者小册子的东西，反倒为从头到尾阅读完一部长篇巨作而羞愧不已，因为他担心被人认为到了智穷虑竭的地步。

羞愧不已…………为羞愧不已而羞愧不已……

看来现在这种状况也属于“文艺复兴”了……

Dagbog fra Dogville
ISDN 87-02-03426-3
作者：Kirsten Jacobsen
出版商：Gyldendalske Boghandel & Nordisk Forlag A/S
出版时间：2004年

一，丹麦电影：世界电影史上的沧海一粟

丹麦电影的历史是由艺术和工业双重因素构成的，它既经历了艺术性的没落复兴的跌宕过程，也伴随着经济性的生长发展。如果我们试图用阶段来划分丹麦电影的历史，一般可以按照时间大致分成四个阶段：1896——1930年，默片时期，1930年——1960年，古典时期，1960年——1990年，现代时期，从1990年开始是丹麦电影的国际化突破时期。在这几个带有明显时代特征的丹麦电影文化在多个领域取得了国内和国际的成功。...

Kenneth Kainz开始有点毛骨悚然的感觉，尽管还没有到达目的地，可是恐惧的本能已经让他全身充满了荷尔蒙。这个35岁的导演和喜剧演员Anders Matthesen正在去西兰半岛新科尔滨精神病护理中心的路上。在那里聚集了全丹麦最危险的精神病人和精神病杀人犯。可是为了他们的电影处女作《Rene Hjerter 》（《纯洁心灵》，丹麦2006年），他们豁出去了。Anders Matthesen在电影里扮演一个正在这里治疗的精神病人Kriss。在常人的眼里，Kriss是个可怕的人，可是他有着自己的逻辑和独特的黑白世界。电影描写的就是他终于发现这个世界原来比他想象的更为多姿多彩。

在去往西兰半岛的路上，Kenneth Kainz 坚信他将会遇到这个国家最凶恶的人们。这些人残忍而且冷酷无情。他们所处的社会巴不得把他们永远关在封闭的房间里让他们自生自灭。“我把自己想象成残暴的精神病杀手，居住在恶劣的环境中，而周边围绕着身着白大褂的样子像汉尼拨博士一样的医生。” Kenneth Kainz 说。但是所有可怕的场面没有如期出现，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非常友好并且容易相处。他们非常高兴能够和喜剧演员Anders Matthesen见面，他们都知道他曾经在动画片《Terkel i knibe》（《困境中的Terkel》，丹麦2004年）配音。他们在一起工作，不过从来没有出现《飞越疯人院》这样的场面。

“这是丹麦最防护最严密的地方，同时也是一个令人难以想象的安静平和的地方。我想我会用温馨这个词语来形容这里的，一切都显得那么的和谐和平静。我当然明白事情是比我预料的好，不过我也明白他们就在这里，以及他们在这里的背后的故事。” Kenneth Kainz在精神病院里的体验给了他很大的灵感，使得他能够更全面更完美地塑造电影里Kriss这个病人角色。在这里，我完全放弃了之前的偏见。

他走进妓女的房间，……在他脱下裤子的时候，那个鬼女人指着他的跨下突然狂笑不止。……

其实他知道自己的东西不算大，或者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东西就是算小的。不过，他痛恨这个耻笑它的女人。……

他一直觉得西方男人的这个东西有点像通货膨胀形成的泡沫经济。……

“我们是词语的奴隶！”卡尔·马克思这样说过。这句话曾经被尼采一字不差地作了重复。作为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思的这句话已经被事实证明可以作为真理存在。要知道，我们如何开始认识世界，又是如何与这个世界进行沟通的。人类诞生词语以来，脱离了原始的愚昧，却重新沦为它的奴隶，尽管社会一直在发展进步，不可否认这其中词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是，人类似乎已经把自己的灵魂交给了词语，从此不能自拔。

词语存在着两种属性，一是诞生初期的先天暗示作用，二是词语进化过程中产生的逻辑解释作用。每个人总是需要经历接受和蜕变的过程。在幼年时期，孩童们接受的就是先天的词语暗示作用，成年人的话语和禁止产生重大的暗示作用，儿童们不会要求关于词语的论证过程。反而在希望能够对孩子们进行逻辑说服的时候，成人们自己从词语内部破坏了词语暗示性的权威。在孩子们开始学习理解词语的逻辑作用之前，他们已经开始学会词语的最早的存在形态——发音，暗示性，以及可以用来表达解释的身体语言。

词语的两种属性随着社会的进步发展得到了更好的运用，当然，词语不可避免的作为一种统治工具。古代中国最为典型的就是秦始皇的“书同文”，废除了六朝古文，统一成了小篆。近代中国典型的就是汉字简化。汉字的简化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繁复的汉字偏旁，方便了书写，可是简化汉字事实上也是一次对中国历史的阉割和中国文化的断裂。现在的中国大陆人已经很少有人不借助工具书直接阅读古文书籍了，阅读尚且困难，谈继承传统借鉴历史就成了一句空话了。而另外一方面，简化汉字在某种程度上主观割裂了大陆和台湾以及香港海外华人的文化纽带，增加了从文化上统一海外和大陆的难度。现在在国际上出现很奇怪的关于汉字的特殊词语形态。大陆普遍使用简体字，而海化华人和香港以及台湾普遍使用繁体字。在读音上，广东话和闽南话又是与简体字形成了三足鼎立的现象。汉字的简化从文化意义和政治意义上来讲，应该说是一次彻底失败的关于词语的改革。当然，也许更有利于那个时期的政治意义了。

因为词语的政治作用在人类的进步发展过程中总是被普遍使用的。希特勒曾经在《我的奋斗》中写道：“惟有说出来的话——它的神奇威力从远古时期就具有一种力量——可使政治领域和宗教领域内的巨大历史潮流向前运动。大批人总是服从词语的威力。”而我们普遍使用的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更精确的翻译应该是“知识就是权利”，而知识的载体只能是词语。培根的这个结论被以后几代的哲学家——从尼采到海德格尔——所证实。16，17世纪科学革命的后果之一是以前不可思议的现象：有意识的创造一些新的词语，，连带其形态学，语法和句法。拉瓦锡在推荐其化学新语言的时候说：“分析的方法就是语言，语言就是分析，分析的方法和语言是同义词。”分析的意思就是划分，分开。词语（语言）成了让人疏远的工具。而之前，词语（语言）是为了把人们连接起来。

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词语的作用又显得非常不同。一方面，词语被赋予了认知这个世界的作用，它在很长时间内被认为存在着一种神秘的力量。古代哲学家阿纳克西曼德在谈到这种神秘力量的时候说：“我要向你们揭示一个可怕的秘密：语言是惩罚。一切物体均应进入语言，然后根据自己被量定的罪过，以词的形式从语言中表现出来。”另外一方面，词语又有一种要求与物脱离的趋势。它逐渐丧失了一种神圣性，它变成了一种商品，变成了可以估量的价值。这个在西方的哲学世界里已经不再是高不可攀的了。所以于此引出了对待词语不同的态度。

果戈理曾经写道：“对待词语需要诚实。词语是上帝曾给人的最高礼品……作家跟词开玩笑太危险。即使让它烂掉，也不能随便从您嘴里说出来！”这里，他强调的更多的是责任，——“我们无法预见到，我们的话会产生什么后果。”他还曾经提醒说，“人类所有的伟大教育家正是要那些口若悬河的人久久沉默，而且正好是他们最想炫耀自己才华，甚至是在他们满心爆发出强烈的愿望想对人们说些有用话语的时候，要久久沉默。”在不同的社会里，安德烈·保尔·吉约姆·纪德给出了这么一个公式：“为了能自由表达思想，首先应该有个保证，使写出来的东西不会引起什么后果。”这是一种美好的愿望，词语已经成了一种独立于道德和责任之外的个体。

当然，这种可以自由表达的语言（词语）已经和不是词语最初的本义了。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种政权，任何一个统治阶级，都会有这么一种需要，那就是用一种后天的人工加工的语言来取代之前的纯粹的自然语言。尽管海德格尔认为自然语言（词语）那是“在一切珍贵事物之中是最为神圣的”。用人工语言取代自然语言，用语言的改造来实现统治的目的，这就是人类社会毁坏词语的过程。我们已经沦为了词语的奴隶，我们企图改变这种主宰我们生活的任何努力或者企图都于事无补，不会得逞的。所以，只有寄希望可以自由的，不需要太为沉重的负担。看来，即使这样的愿望也还是会一种海市蜃楼。正如托马斯·杰斐逊所说的：“不进行新闻检查，任何一个政府都无法生存。报刊自由了，人也就自由不了了。”

看到这些，不知道的是，像我们既成为词语的奴隶的人，又需要承担词语这么多复杂的责任的人会做何感想!

1903年俄国心理学家别赫捷列夫（В.М.Бехтерева）曾经出版过一本《诱导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的著作，他描述了在心理感染下的大众化诱导现象，即借助不同符号体系传递信息。

他认为，诱导是“在主体（我）不直接参与行动的情况下由他人的思想闯入（意识）”，它和说服存在的本质的区别，不管它使用词语或者其他符号进行，“在任何场合下它不是通过逻辑说服进行，而是无须进行相应准备，直接影响心理环境，因而产生了思想，感情，激情抑或这种或那种心理状态的真正嫁接。”说服则不同，它需要主体的积极直接参与。在面对说服者提供的种种证据，他必须有一个完整而复杂的心理过程，首先要对之理解，然后才有接受或者拒绝的选择。诱导则没有这个过程，诱导希望的是“绕过”被诱导者的理智思考过程，“绕过个人意识渗入心理环境，无须特殊加工，直接闯入共同意识范围，并在那里停留下来，就像任何消极领悟的对象一样。”

经过一些心理学家的研究和分析证明，大众化的诱导现象越来越成为统治阶级控制民众的手段，而历史上采取这种诱导方式做到最彻底的就是二战之前的法西斯分子。

希特勒在《我的奋斗》里写道：“在压倒多数情况下，普通人具有足够多的女人天性，靠推理激起他们的思想和行动的能力比靠感情和激情的效果要小得多。他们的感情并不复杂，他们很简单，很容易受局限。他们没有细微差别，一切对他们而言就是爱或者恨，正确或者错误，真理或者谎言。”所以，领袖这个男人应当去诱导群众这个女人，粗暴而又温柔的力量总是使群众这个女人神魂颠倒。希特勒运用了种种诱导群体的手段。他面对的不是群众的理性，而是本能。他为了把人类的本能煽动起来，借助了种种心理诱导的手段。在为数不多的接近希特勒的知识分子中，有一个叫A·施佩尔的建筑师曾经在回忆录里写道：“希特勒也好，戈培尔也好，都熟知如何在群众集会上点燃群众的本能，如何玩弄藏在彬彬有礼后面的强烈情欲。作为丰富经验的蛊惑家，他们善于把工厂工人，小资产者和大学生融成一个同类的人群，按照自己的任性要求形成这群人的见解。”

所以，成功的针对群众的大众化诱导不是强制，不是说服，而是一种勾引手段。群众，是一个需要被勾引的女人！

还是葛兰西的领导权学说的内容。

在关于掌控领导权的叙述中，葛兰西谈到了一个国家内关于领导权建立和破坏的过程。他认为，这种权力不是靠阶级间冲突出现的暴力夺取政权的激烈，不是那样展现，而是潜移默化的，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一点一滴改变着每个人潜意识中的观点和决定方向。领导权的存在需要依仗一个“文化核心”。这个文化核心的存在应该是比较稳定的，因为统治阶级会不间断的进行更新和维护。可是，它依旧有着被侵害的危险，这种危险存在需要一些客观和主观的条件存在。葛兰西认为，当“巨大数量的书籍，小册子，报刊文章，不断重复的谈话和争论，以及存在于其庞大的总和中的长期努力，由此方能产生某种程度上完全一致的集体意志，而达到这种程度，才能出现在时间和地理空间上协调一致并同时发生的行动。”葛兰西认为，不是那种已经显现在表面的敌对的种种理论，而是日常生活中影响普通人的意识的，那种看似微小的思想。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不断重复同一论断，以便让人们对这些论断习以为常，从而不需要用理智来分辨，只需要相信。

于是，我们明白了，葛兰西自然认为在建立或者破坏领导权的活动中谁会成为主要力量，答案就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特殊的阶层，建立和推广种种意识形态，建立或者破坏统治阶级的领导权，就是知识分子存在的主要意义。

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和理论家葛兰西在监狱里写成了一部巨著《狱中笔记》，他的写作并不是为了发表，而是为了自己。何况是在监狱里写作的，所以阅读这部作品并非易事，不过，在他之后的研究学者们经过努力，恢复了他作品中的涵义。尽管这种涵义的真实与否已经无法得到葛兰西本人的证实，可是，读者们在这种经过再阐释的作品里还是发现了葛兰西为当代国家与革命创造的新理论。其中，葛兰西作品里最关键的部分就是关于领导权的学说。我们没有忘记马基雅弗利的《君王论》关于君主统治的政治学问，不过，在葛兰西的著作中，你会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按照葛兰西的理论，统治阶级的政权不仅靠强制，还需要靠和谐来维持。政权的机制不仅是强迫和压制，还需要说服和礼让。光靠保证个人的私有财产并不能自动的稳固政权，把私有财产作为一个政权的经济基础还不够稳定。任何一个国家，不管是哪个统治阶级，均要把强制和和谐作为稳固政权的重要支柱。只有这种和谐达到足够水平的那种状态，葛兰西称之为领导权。“国家是装上强制的装甲钢板的领导权。”可见，强制只是一种外在的震慑力量，和谐才是统治的内在。不仅如此，葛兰西还认为，领导权要求的不仅仅是一般的和谐，而是友善的积极的和谐。在这种和谐状态中，公民所希望的，正是统治阶级所要求的。葛兰西为此下了这么一个定义：“国家，这是实践活动和理论活动的总和，统治阶级借助这种活动证明自己的统治是正确的（或者说是合理的），并且继续保持这种统治，与此同时，（在完美的领导权的和谐状态中，统治阶级）还要取得被统治者的积极配合。”

作为一个共产党的理论家，葛兰西比马克思更为深入地挖掘了西方民主的本质，同时，在如何建立一个更为长久的统治政权的理论研究上，他可以说是已经达到了一个迄今为止还无法被超越的高度。只是，很遗憾的是，这个社会主义思想家，这个共产党的理论家，他的作品和理论却很少被合理广泛地运用到实际的统治中去。

友善的和谐，那是一种稳固的领导权状态，当然，这需要在一定强制力量的保证前提下。

华丽的剧院，即将上演一出木偶剧。观众们端坐就绪，鸦雀无声。据介绍本剧立意上进，主体鲜明，情节流畅，人物丰满，表演几近真实。这是一出木偶剧。

本该是的。帷幕拉开了，演出开始了。木偶们纷纷登场。

奇怪的是，木偶们没有被线牵引着。他们奔走着，苦笑着，演出几近真实自然。只是，主题不一样了。一些观众发现演出几乎与介绍的主体毫不相干，甚至相反。舞台场面逐渐变的残暴，恐怖异常。

几个观众开始发出阵阵嘘声，渐渐地发展成高声抗议。木偶们演着自己的戏，旁若无人。

操纵者在哪里？

“嘘……请停止喧哗，操纵者睡觉了！”舞台边出现一个侏儒。光着脑袋，冷眼看着观众席，身材矮小，声音却极其宏大，即可淹没了抗议的声音。演出继续进行。

观众席上重归沉寂，观众们继续如痴如醉地欣赏真实的演出。

剧院的周边高高悬挂着横幅，上面列出剧院的四条规定：

1，在演出结束前，任何人不得提前离场！

2，如有执意离开者，请参考第一条！！

3，在剧院里发生的任何事故，剧院不承担任何责任！

4，如有坚决不从者，请参考第一和第三条！！！

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导致了西方哲学流派中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大论战，这场论战焦点在于社会的主要构成到底是不是以个人主义的自由意识为主。论战中涉及到了国家，宗教，组织以及个人等等构成社会的基本因子，之后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们可以说是彻底解放了人的思想，培养出了政治权利掌控的一代精英分子。论战中来自英国的保守主义思想家柏克(Edmund Burke)把自己对这场革命的观察结论集中到了《法国革命沉思录》（1790）一书中，其中关于政治作家对于文化垄断方面的分析实在精辟，阅读时总觉得对现状有借鉴意义。

“（政治）作家们的阴谋几年前构成了一种类似破坏基督宗教的正规计划。他们充满对新学说的狂热奉献精神，也就是说，充满了不费吹灰之力便可取胜的疯狂感觉。在他们奔向伟大目标的途中，如果直接的或者立即诉诸实施的法律手段未能达到目的，那就可以采取迂回办法，即用社会舆论的办法来取得。为了操纵社会舆论，必须做好第一步，即对领导人施加压力。他们已想好用问学声望的一切手段巧妙而坚持不懈地争取达到这一点。……为了补充论据不足，（他们）耍起了阴谋诡计。为了对付那些没有踏进他们圈子的人，他们不择手段，造谣中伤，破坏其威信，把这种不间断的做法也并入到文学垄断的体系中来。”

德国哲学家瓜尔蒂尼在1954年的时候曾经写道：“空气会变得透明起来，会饱含敌意和威胁，然而却纯净而又明朗。”如此寓意深刻，却又如此形象生动，用透明的空气来代替生存环境的现状。

我们生存的环境空气已经污浊的无法看清楚彼此，失去了纯净和明朗，却充满了敌意和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