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CTATOR

*Tak til Eva Novrup Redvall og Mette Hjort for at give mig love til at oversætte den til kinesisk. --Xubin Zhu

Mette Hjort带着丹麦电影进行环球旅行，她到处和国外的电影研究学者以及学生一起体验丹麦电影的巨大成功。她本人认为，在丹麦电影身上确实发生了奇特的事情。Film杂志利用她工作休息时间在哥本哈根采访了她。 作者：Eva Novrup Redvall，原文出处：Rejsende i dansk film (丹麦电影学会杂志FILM51期文章,2006年6月)

这是一个极富感染力的任务，和一种积极投入的生活方式，只需要利用无数的词句和想法，而且不会犯错。对于Mette来说是兴趣和好奇心强烈驱使着她去工作，这些年来她已经出版了一系列关于丹麦电影的英文书籍和文章。《丹麦电影导演》（The Danish Directors，和Ib Bondebjerg一起主编的）通过通俗易懂的访谈录形式介绍了丹麦四代导演；侧重于理论探讨的《电影和国家》（Cinema & Nation，和Scott MacKenzie一起主编）则在日趋全球化的电影文化中讨论能够坚持自己特色的小国家们；而《纯净和挑衅》（Purity and Provocation，还是和Scott MacKenzie一起主编）则把道格玛95梳筋理脉得分析透彻。之后她撰写的著作《小国家，大电影》（Small Nation, Global Cinema）则考究了近些年来丹麦电影变化的原因，书中强调了丹麦电影环境随着进一步的成功，已经从一种“交换文化”（Byttekultur）变为一种“礼物文化”(Gavekultur) 。

道格玛平台

丹麦电影利用这几年的“影响战略”已经在国内和国际上为自己构建了一个坚固的平台，在《小国家，大电影》书中，Mette对此进行了描绘。结合了丹麦电影进步的原因分析，Mette强调了一个认识充分的文化政治和电影政治，以及诸如丹麦电影学校之类丹麦电影公共机构的结构，还有那些具有前瞻性的优秀的艺术界领导，他们并不介意让别人参与他们的工作。道格玛95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其中之一不乏就是邀请别人加入他们的游戏。 “除了道格玛，丹麦电影在其他方面并没有取得类似的成功。我对道格玛概念非常感兴趣，因为当道格玛宣言写好时，最初的想法就是让其他的电影人也可以使用它，不过像它做的那样，宣言成为一种文化性的中立模式，不仅其他丹麦电影人可以使用它，其他国家和艺术形式都可以使用它。道格玛95潜在的含义包含了一种非常现代化的理解是：媒体传播的程序如何在全球化时代里发挥作用，哪一种形式能够方便得翻译成另外一种相关的或者不同的媒体。这种清晰的公共关系角度和能力能够超越界限，就像是Lars von Trier和他之前曾经表述的整个“手术”，能够让一个小国家的电影文化创造出一个崭新的国际讲台，那是一种难以想象的远见性。

一种多产的礼物文化

按照Mette的说法，Lars von Trier对于丹麦电影的重要性远远超越了他自己的电影，而是通过他的影响力邀请其他人加入到这个具有创造性地合作活动之中。“在人类学研究范畴里人们带着“交换文化” （Byttekultur）计划行动正转向所谓的“礼物文化” (Gavekultur)，我觉得最近几年的丹麦电影正积极主动地朝“礼物文化”方面发展。人们非常明白1+1往往大于3 ，他们永远处于一种竞赛状态，并且总是要做出些事情来。” 在丹麦电影环境里的人们，不管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都明白在一种礼物文化中存在的动力，并且参与创造这么一种环境。而这种环境在我第一次调查丹麦电影时并没有出现。在我为了编写Instruktørens blik采访他们时，所有人总是在谈论和别人的竞争。人们并不需要彼此太多。我的感觉是现在确实发生了一些变化。人们只要看在Avedøre 的电影城就知道，那里已经创造了一种全新的社会氛围用来制作电影，很多人来到这里，彼此开放，互相交流学习。在这种发展中Lars von Trier成了一个中心，因为从道格玛开始他已经提倡合作并且通过一系列项目正在执行它，据我所看这就是一种“礼物文化”。 荣誉分享 Lars von Trier曾经做过的事情之一，就是有意识得将自己的荣誉与他人分享。像Mette Hjort强调的例子就是《五道障碍》，这也是她作为礼物文化的典型例子之一。 “我非常感兴趣的是，当那些曾经具有开拓性的艺术家们经历了这些人们叫做“沽名钓誉”的事情之后到底会发生什么。当他们突然之间不能继续创作那些有趣或者杰出的电影时。我们真正交谈的这并没有所指性。我们只是感觉到，这位导演不能继续拍摄有趣的电影了。我们没有想到，他正在通过经历不同的形式企图来重新唤起他濒临危机的创造力。” 在《五道障碍》的最后Lars von Trier说他是一个Jørgen Leth专家，而且这些障碍就是一个“帮助Jørgen Leth项目”。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练习，人们如何——带着道格玛——能够利用创造性的限制循着一种更富有创造性的线索走回去。在彼此的帮助之下。 与此同时《五道障碍》还是一个再好不过的例子，那就是一个导演如何和别人分享自己的荣誉。人们可以看出，电影中的一个人稍许享有了另外一个的，而这就是Lars von Trier 的神奇所在。《五道障碍》有了一个难以想象的效果，现在Jørgen Leth 重新回来了，而很显然之前他不属于这个环境很长一段时间。

Advance Party

Hjort认为Trier最新的概念点子The Advance Party，就是礼物文化比较具有典型意义的例子。这个实验性的团体项目是Zentropa和苏格兰公司Sigma一起合作的，他们需要让三位年轻导演完成他们的三部处女作英语对白电影：Andrea Arnold, Morag McKinnon 和Mikkel Nørgård 。所有电影必须要在苏格兰拍摄并且需要采用Lone Scherfig 和Anders Thomas Jensen提出的一些要求。Andrea Arnold的电影Red Road是其中第一部完成的，并且还参加了戛纳电影节的主要竞赛单元。这对于作为大概念的一部分没有什么损害，并且初出道者还可以借用已经成名的丹麦同事的一部分荣誉。 “我刚写了关于Advance Party的文章，这对我来说就是关于丹麦电影礼物文化一个最为典型的例子。我曾经和来自Zentropa的制片人Marie Gade交谈过，她非常肯定，在Zentrapo 和Sigma之间的合作一部分前提是，人们承认这是一个神奇的外国的环境，并且愿意帮助它开始。人们可以看到一种相同的精神并且决定一起做出一些事情来。” 项目基于一个工作网络，并且充分得结合了其他电影，那些相同的演员和基本规则。伴随道格玛人们会审视公共关系角度，并且将之链接到那些熟为人知的名字。 人们可以看到，在电影世界里对于成功总是抱着不同的期望，这也很难去区分礼物文化和交换文化的不同。不会赚钱，也就不会去拍摄电影，但是我的看法是，像Advance Party这样的项目在很大程度上受一种对电影热爱的驱使，并且将之带给电影人和电影试验。它也包含了试验品需要达到多个水平，不仅仅是电影方面的，也有社会层面的。

激情的推动力

对Mette来说，社会因素在她的日常工作中总是占有重要地位。工作必须是充满兴趣的，她很乐意与其他有趣的人分享，这些人能够带着不同的角度挑战并且改善她的想法。当她1997年工作在丹麦的大学环境里时，她为不能寻找到自己的激情所在而感到震惊。在2001年到香港继续她的职业生涯之前，她找到了电影世界这个重要的精神源泉作为动力。 ”我在不同的丹麦大学环境中生活过，我不停得扪心自问，激情在哪里？人们上班迟到，享受长长的午餐休息时间，提早下班，他们就这样度日。这驱使我转而关注电影界的人。当我作为研究者收集材料、跟电影圈做访谈，我碰到的人，照我的意思是真正的电影人和电影史学家都被一种燃烧的激情驱使着去做他们在做的事情。” “这是我的感觉：对于那种特定类型的人群来说，国际性知名度已经让电影环境变得更具有吸引力，他们更宁愿用激情来主导自己的工作，而不是那种安全网。丹麦电影现在是属于脱离了传统国家管理的工作程序的区域之一。它带上了激情的印记，成为了一种礼物文化，就像是我提到的。电影环境有很多其他奖赏的形式远超过金钱和安全感。” “这成为一个地方，人们相信他们拥有令人激动的职业生涯。在我刚来到丹麦时，这还没有成为事实，但是通过最近几年确实在这方面发生了许多改变。”

脱离斯堪的纳维亚的隔离区

在我们交谈之前，Mette Hjort刚在哥本哈根大学作了一个关于Lars von Trier的“曼德勒”的演讲，另外她正准备通过一套关于北欧电影的丛书将焦点对准丹麦电影的现状。丛书是她和Peter Schepelern为华盛顿大学出版社一起编辑的。 “关于丛书的想法是把北欧电影做成像英国电影学会系列一样，既包括经典的老电影，也包括新时期电影。在策划这套丛书的时候，我经常陷入沉思，举例说在BFI系列中是让Salman Rushdie来撰写电影The Wizard of Oz 。人们不知道该如何从不同的角度做出一个正确的作家选择，而那些了不起的书籍就要从他们手中诞生，而这些就是我想要在这套系列中做的。 这第一本书出自James Schamus之手，写的是关于德莱耶的Gertrud 。在Schamus作为一个制片人和剧作家出名之前，他写的博士论文是关于德莱耶的。我非常相信，这会成为一本神奇的书。我的计划是这套系列每年出版两本，下几本是本特•翰默（Bent Hamer）的《厨房故事》（Salmer fra køkkenet），伯格曼的《沉默》（Stilheden）和达古•卡瑞（Dagur Kári）的 《飞越雪乡情》（Nói Albínoí）。然后大概会是Aki Kaurismäki的一部电影，之后该是重新回到丹麦电影的时候，没准是Festen。看起来关于系列电影的书引起了很大的兴趣。” Mette Hjort刚完成一本关锦鹏的香港经典电影作品《阮玲玉》的书，现在正在进行一本新的，她叫做“过于自信的危险想法”在当代的纪录片。在香港大学工作三年后，她现在香港的岭南大学做教授，在那里她正在建立一个关于视觉研究的新部门。尽管存在着很多不确定的因素，不过在和Mette Hjort交谈几个小时之后 ，人们会毫不怀疑她一定能够抓住并且实现所有的事情，——并且还会有许多新点子不断涌现。

出处：Information
作者：Henning Mankell
作者简介：瑞典著名侦破小说家，Ingmar Bergman女儿Eva Bergman的丈夫。

现在英格玛•伯格曼过世了。对于像我一样生活在他身边的人来说，这并不算意外。他刚满89岁，算是寿终正寝了。他安息的时候，那颗年迈的心脏终于在法罗岛多雨夏季的这个早晨停止了跳动。以往海滩上那些即使在他扮演马勒时仍然能够保持安静的兔子们，在这个时候却对这个老精灵将要去往何处产生一种强烈的好奇。他走了，沙漏终结了自己的工作。

英格玛•伯格曼的生命历程是具有创造性的。如果说他有上帝的话，那么这种力量就是。创造力让他原本就不稳定的生活充满了更多的不安。几年前他就已经感觉到这种力量逐渐走向枯竭。那时我就看出，他正在离我们远去。

创造力没有回来。他尝试着和往常以往坐在写字台旁边，面对着那些黄色的充满划线的稿纸，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生——而以前总是会写下些什么。

他 的视觉越来越不好，到最后他不能看电影或者电视，也不能阅读。唯一还能够享有的只有音乐。充满Ingmar Bergman一生的职业是导演，戏剧家，电影的创新者，我没有想到在他的晚年排在第一位的却是音乐。他从来没有梦想成为一个音乐人。但是他曾经开玩笑说 他可以在另外一种生活中成为一个乐队指挥。

音乐诞生了。在他经常谈论的话题中，乐谱取代了剧本。他采用音乐术语来形容电影和戏剧作品中关于他自己和那些演员的表演，比如他称那些作品为奏鸣曲，并且总是试图在他的电影和其他表演中找出一种音乐特殊的表达方式。

他比想象中的和善，或许是因为一直受他工作过程中习惯了教导儿童演员的“鹦鹉学舌”的方法，他说话的时候兼有循循善诱的温和和不容置疑的强硬。

天堂电影院的简陋并没有影响Nils Malmros影迷的热情，其中也包括我。和我不同的是，这些人是看着他的电影长大的。从他1966年开始拍摄第一部电影奇怪的爱情到现在40年了，他拍摄的9部电影对于今天在座的那些影迷来说意义重大，其中尤其是智慧树。在座的人都曾经看过很多遍，对其中的人物角色非常熟悉，甚至连场景对话也滚瓜烂熟了。只是很多人并不清楚Malmros拍摄电影的原因和过程。前段时间我一直在看关于Malmros的书，对他的拍片生涯大致有了一个了解。尽管我是个生客，可能相对来说我比在座有些人更熟悉他。

智慧树源自Malmros高中生活的亲身经历，电影中的Niels Ole就是导演他本人，而女主角Elin以及其他好几位角色就是他的高中同学，他还当场展示了他高中时的合照中的人物和电影中合照，相对应的人物确实在外貌和神态上非常接近。电影曾经参加了1982年的戛纳电影节，这是他第二次参加。第一次是1974的Lars Ole, 5C。在和他的谈话中，我特别问到了他参加戛纳电影节的感受。相对于其他国际著名的丹麦导演，比如Lars von Trier，Bille August，Henning Carlsen来说，我一直觉得他是属于内敛型的，他的电影题材基本上带有半自传的性质，除了1997年的Barbara是个例外。他很少热衷于参加国际性的电影节，尽管他的几乎每部电影总能拿到丹麦国内的最高电影奖，包括最佳电影和最佳导演。他40年的电影生涯几乎没有离开过奥胡斯这个城市。不过我错了，他说戛纳给他的体验是惊人和神奇的，他希望能够再有机会参加，并且能够参加竞赛单元。或许离他上一部影片了解真相5年之后的Kærestesorger爱之伤痕（拍摄中，2008年10月18日在丹麦上映）会有这个机会，不过他说现在他还没有这个计划，他不是为了电影节而拍电影的。

爱之伤痕讲述的同样是1960年代发生在高中学生时代的爱情故事，故事延续整个高中时期三年时间，Malmros也花三年时间来拍这个电影。他的镜头需要真实反映出男女主角的成长过程，心里的和生理的都是。电影投资27,000,000丹麦克朗（合人民币约37,000,000），是目前丹麦国内大制作之一（不包括Lars全世界融资的模式）。他肯定地说这会是一部高票房的电影。在配合Berlingske Tidende的摄影师的同时，他问我，你还知道哪个导演会用三年时间拍这样的一部电影? 向我提问的时候他一脸的光彩焕发，尽管当时灯光不亮。这种神态难得一见！据我所知确实没有导演能够花三年时间追随演员真实的成长过程拍摄一部电影（或许我孤陋寡闻了）。

在谈到2002年拍摄的了解真相的时候，他顿时严肃了许多：这部电影对我来说意义重大，因为它是讲述发生在我父亲身上的事情。这个黑白电影也算是一部他为父亲平反的电影。作为当时奥胡斯神经外科部门的主管，Malmros的父亲承担了医疗事故的责任，尽管错不在他。在Malmros拍摄电影的同时他花了28年时间拿到了和他父亲一样的神经外科执业执照。在拍这部电影之前，他特意离开了电影，来到了他父亲曾经工作过的奥胡斯公社（公社是丹麦的行政区域名称，和中国的省相似）医院神经外科部门工作了2年时间。在他父亲在世的时候，Malmros一直不敢告诉父亲他要拍这部电影，他怕遭受父亲拒绝后没有机会付诸实施。或许是因为过于私人的原因，这部电影的票房并不是非常好，但是赢得了当年评论界的一致好评。Malmros告诉我在普通观众和职业影评人中他更看重那些电影评论家的意见。

Malmros曾经来过中国两次，一次是走北京，兰州，西安的文化之旅，还有一次就是上海之行。他对上海之行印象深刻，感慨于上海的发展速度。当我问及如果中国观众有机会看到他的电影，他最希望是哪一部的时候。不出我的所料，他提到了两部：智慧树和了解真相。他笑着说如果中国有2%的人看他的电影，那就是一个了不起的奇迹。我笑着说，那也是任何一个中国导演的梦想。我和Malmros其实还是邻居，两家相距不到一公里，我和妻子散步的时候经常经过他家门口。当我妻子在旁边说起散步时候我总是选择走这条路的时候，他笑着邀请我们有机会就进去他家坐坐……

（我，Uffe Sloth Andersen和Ole Bjørn Christensen）

上周在博客上刚对奥胡斯唯一的艺术院线天堂之东做了简单的介绍，却在周二去看电影的时候拿到一张题为“Køb aktier i Paradis! 在天堂购买股票！ ”宣传单。这个有着28年历史的奥胡斯电影院开始面临一种困境，这种困境也许是很多同类电影院需要面对的。28年了，影院设备老化，设施陈旧，在面临观众数量的日益衰微，票房收入的不尽人意，同行竞争的残酷激烈，影院需要重新考虑定位自己的方向，而更重要的是首先要对影院进行一次重新装修，要知道，连座椅上的红布都已经破...

遇见余华已经是2006年的事情了，那时他来奥胡斯大学开讲座，朋友把这个信息发给我。我立刻匆忙和妻子赶往奥胡斯大学。余华是我认为中国现代小说最杰出的作家之一，他的《活着》 是中国当代文学中最杰出的小说之一。现在能够有机会和他近距离接触，那实在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情。不过出于一些原因，直到现在才决定为这件事情写点东西。

奥胡斯大学东亚系或许没有意识到会有这么多人前来听余华的讲座，当然其中很多都是像我一样生活或者学习在奥胡斯的中国人，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华人，从之前拥挤狭小的一个小教师骤然换到一个大会议室，会议室布置就像余华自己说的，像是一个教堂。一个高高的形如教堂里牧师传道用的讲坛就在他的旁...

Kenneth Kainz开始有点毛骨悚然的感觉，尽管还没有到达目的地，可是恐惧的本能已经让他全身充满了荷尔蒙。这个35岁的导演和喜剧演员Anders Matthesen正在去西兰半岛新科尔滨精神病护理中心的路上。在那里聚集了全丹麦最危险的精神病人和精神病杀人犯。可是为了他们的电影处女作《Rene Hjerter 》（《纯洁心灵》，丹麦2006年），他们豁出去了。Anders Matthesen在电影里扮演一个正在这里治疗的精神病人Kriss。在常人的眼里，Kriss是个可怕的人，可是他有着自己的逻辑和独特的黑白世界。电影描写的就是他终于发现这个世界原来比他想象的更为多姿多彩。

在去往西兰半岛的路上，Kenneth Kainz 坚信他将会遇到这个国家最凶恶的人们。这些人残忍而且冷酷无情。他们所处的社会巴不得把他们永远关在封闭的房间里让他们自生自灭。“我把自己想象成残暴的精神病杀手，居住在恶劣的环境中，而周边围绕着身着白大褂的样子像汉尼拨博士一样的医生。” Kenneth Kainz 说。但是所有可怕的场面没有如期出现，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非常友好并且容易相处。他们非常高兴能够和喜剧演员Anders Matthesen见面，他们都知道他曾经在动画片《Terkel i knibe》（《困境中的Terkel》，丹麦2004年）配音。他们在一起工作，不过从来没有出现《飞越疯人院》这样的场面。

“这是丹麦最防护最严密的地方，同时也是一个令人难以想象的安静平和的地方。我想我会用温馨这个词语来形容这里的，一切都显得那么的和谐和平静。我当然明白事情是比我预料的好，不过我也明白他们就在这里，以及他们在这里的背后的故事。” Kenneth Kainz在精神病院里的体验给了他很大的灵感，使得他能够更全面更完美地塑造电影里Kriss这个病人角色。在这里，我完全放弃了之前的偏见。